也谈“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2004年年初，央视“对话”栏目曾播出一起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和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关于大学办学理念与人才培养等方面问题的对话。

在谈话的过程中，主持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大学生到大学来，最重要的三个任务是什么？许智宏回答说：“第一，大学生主要任务当然是学习。第二个应该学会怎么 做人，必须有一个基本的人品，基本的道德修养。第三点必须有为社会服务的能力。”而莱文校长的回答是：“首先，对学生来说，就是要对任何事情都提出质疑。 第二点是学习，虽然你应该先提问题，但你需要学习，读书，以得到更多的信息来回答这些问题。最后是独立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

两人的回答高下立现。许智宏所说的第一点是大而无当的“学习”，学习固然重要，但究竟如何学习，他没有谈及。第二点仍然是大而无当的“人品”和“道德修养 ”，但做人的标准究竟是什么，他也语焉不详。第三点更是体现出中共思维乃至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强大惯性：个体应当服从于集体，个人应当服务于社会，而丝毫 不重视个人价值的实现和个人自由的伸展。相比之下，莱文校长的回答极其精彩：他把“怀疑”作为一个学生最重要的素质，科学的发明和文明的进步正是源于人类 的好奇心；他强调学习的目的是自己寻找问题的答案，自己探究真理的所在；他还指出，任何结论都必须是自己独立思考之后得出的，而不能拾人牙慧。莱文校长所 谈的这三点，恰恰是大学精神的核心，大学乃是造成个人全面素质的发展，乃是启发年轻人追求和捍卫真理的勇气。正如现场的一位嘉宾王东成教授所评论的那 样：“我们大学最重要的要通过‘二自'（自主，自由）的学习，培养人的独立人格。没有独立人格的民族，每个人都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人，民族也不会独立和发 展。人的独立，人的自由发展，本来也是所有教育的最根本的目的。”

这场对话中更吸引我的是另一个内容是：主持人请两位校长分别选出自己学校毕业的五位最优秀的毕业生。两位校长的人选都很耐人寻味。

在许智宏的名单中是这样的五个北大毕业生：“第一位是季羡林教授，他主持北大东方语言系，是历史最长的系主任。第二位是侯仁之先生，他是搞历史地理学的。 第三位是王选教授。他是北大数学系毕业的，后来转到计算机领域，是中国汉字激光照排的创始人。第四位是周光召先生，原来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是理论物理学 家。最后一个是李政道先生，他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现在也是北大的兼职教授。”

而莱文校长的答案是：“比尔·克林顿。乔治·布什，实际上你可以从第四十一届及第四十三届美国总统中，任选一位你认可的布什。希拉里克林顿，我想她是美国 从政女性的杰出代表人物。我还选择了一位学者，我觉得乔纳森斯宾塞先生再合适不过了，他是一位伟大的中国史学家。而梅丽尔斯特里普，是一位活跃在英语电影 戏剧舞台上的最伟大的女演员。 “

许智宏声称，他挑选杰出毕业生的标准是“学术上的成就，以及他个人的人品” ，而莱文校长则指出他的标准是：“那些伟大的学者都富有好奇心，渴求知识，并主动地进行社会实践。他们都抱有远大志向，并为之做出贡献。我推荐他们是因为他们都是领导天才，像比尔·克林顿 是天生的领导者，是位鼓舞人心的演说家。”

针对两位校长的名单，现场的另一名嘉宾，欧美同学会的负责人王辉耀评论说：“我注意到有一些差异，比如说北大的这个名单上面，五位都是学者。在耶鲁这个名 单上，就有政治家，科学家和演员，比较多样化。另外我还注意到，在北大的名单上五位全都是男性，在耶鲁的名单上则有希拉里和梅丽尔斯特里普两位女性。“其 实，两个名单的差别并不仅仅是‘代表性’的狭窄与广泛，更深刻的差异在于两人对教育、文化、历史及人生的理解的单薄与饱满。且不说许智宏列出的第一位人士 季羡林教授根本不是北大的毕业生（季羡林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只是后来才到北大任教，而主持人要求列出的是“五位本校最优秀的毕业生”，许智宏犯了一个根本 不应该犯的常识性的错误，校长先生对校史的陌生让我感到汗颜） ，就在这张名单中的某些人，其“人品”其实并不能让人恭维。比如科学家李政道，固然是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却也是最早为“六·四”大屠杀辩护、向中共独裁政权“明送秋波”的海外华人之一，他的“人品”难道值得我们尊重吗？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毕业生？我相信，每一个北大人，每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会有不同的答案，而不同的答案背后折射出的则是不同的价值观以及对北大精神不同理 解。北大精神是什么？我个人理解是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即“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其根本是自由、民主。按此标准，我的 名单上会有这样的五名：傅斯年、罗家伦、殷海光、林昭、王丹。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山东聊城人，史学家，教育家。其先祖为清朝第一个状元傅以渐，一九一二年考入北大。 1918年年春夏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仿效“新青年”创办“新潮”月刊。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后赴英国和德国留学。归国后筹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先后兼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44年，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 发难，揭发孔贪污舞弊，骂他是皇亲国戚。事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蒋介石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 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1947 年年2月15日和2月22日分别发表了两篇文章：“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和“宋子文的失败”，痛批当时行政院长宋子文：“自抗战以后，所有发国难财 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观观察，套购外汇和黄金最多的人，即发财最多的人。“硬是把宋子文逼下台。一九四九年随国民政府迁台，担任台湾大学校长，在台大实 行蔡元培校长“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使北大精神在台大得以延续。著有《东北史纲》，《古代中国与民族》，《古代文学史》等。

罗家伦（1897年12月21日-1969年12月25日） ，浙江绍兴人，史学家，教育家。“五四运动”的命名者。一九一七年以作文满分考入北大文科。一九一九年发起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新潮”在 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力仅次于“新青年”，启蒙了一代青年。“五四”运动中，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并担任游行队伍的总指挥。后留学美国，致力于中国近 代史研究。归国后历任清华大学（清华学校更名清华大学后的首任校长），中央大学校长，为现代教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一九四九年随国民政府迁台，历任中国笔 会会长，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等。著作有《科学与玄学》，《文化教育与青年》，《新民族观》等。

殷海光（1919年12月5日-1969年），湖北黄冈人，哲学家，教育家，台湾自由主义的开山人物与启蒙大师。一九三八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一九四九年 随国民政府迁台，同年参加在胡适，雷震，傅斯年等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 ，任编委兼主笔。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矢志不渝地传播自由主义思想和张扬五四新文化传统。殷海光是一位悲剧时代的悲剧英雄，他的性格特质，他对学术的敏 锐视角，使他用其一生的遭遇与追求衬托出了中国近代史上极为病痛沉郁的一刻。殷海光开启了台湾民主化的先声，也为当代知识分子树立了追求独立人格和道德理 想的典范。殷海光深受罗素，波普和海耶克的影响，一生著述甚多，其中最具影响的是翻译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以及德贝吾的《西方之未来》，著有《中国文化 的展望》上下两册，《政治与社会》上下两册，《殷海光全集》十八册等。

李政道（1926年11月24日- ） ，曾在苏州东吴附中，江西联合中学等校就读。因抗日战争，中学未毕业。1943年在贵阳以同等学力考入迁至贵州的浙江大学物理系，走上物理学之路，师从束 星北及王淦昌等人。1944年日军进入贵州，浙江大学停学。 1945年转学到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为二年级生，师从吴大猷及叶企孙等人。1946年赴美进入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教授。1955年，成为哥伦比亚大学 二百多年的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 1957年，31岁的他与杨振宁一起，以弱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的发现由吴健雄的实验证实。李政道和杨振宁是首两位获诺贝尔奖 的中国籍人士。李政道于1962年加入美国国籍。自从1970年年代初，他和夫人秦惠莙开始回中国访问，他为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做了很多贡献。他向有关 方面建议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重视基础科学研究：促成中美高能物理的合作，建议和协助建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议成立自然科学基金；于1980年年代设 立CUSPEA考试，对优秀本科毕业生提供奖学金赴美攻读物理学博士；建议建立博士后制度；成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近代物理中心 等学术机构。

林昭（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原名彭令昭，苏州人，基督教女教徒。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新闻专业。由于林昭勤学多思，受到游国恩教授的赞赏，建议林昭调入文学专业，未果。林昭与另一位才女张玲任校刊编辑，负责副刊《未名湖》。1955年年 春，林昭参加了北大诗社，任《北大诗刊》编辑。1956年秋，《北大诗刊》停办后，林昭成为综合性学生文艺刊物《红楼》的编委会成员之一，被称为“红楼里 的林姑娘”。该刊物主编是乐黛云。1957年，因反右运动中因公开支持北京大学学生张元勋的大字报《是时候了》而被划为右派，并被判三年劳教。但她拒不认罪，并在养病期间参与地下刊物《星火》出版活动，批判共产风，1960年10月起以“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反革命罪”被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1962年初被“保外候审”，同年12月再度被捕入狱，被判有期徒刑20年。由于在狱中拒绝“悔过自新”，坚持独立思考，继续发表政见，1968年4月29日被判“现行反革命”罪，当日被当局在上海秘密枪决，年仅36岁。死后，尸骨无存。当 局从未正式公布过判处林昭死刑的罪名。5月1日，公安人员来到林昭母亲家，索取5分钱子弹费。1980年的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435 号判决书”，宣布林昭以精神病为由平反为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但至今仍未从政治上进行平反，其档案 仍被中共绝密封存五十年。 另在1980年12月在北京举行追悼会，追悼会上，有一副挽联：上联是"？”，下联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由苏南新闻专科学校与北大部分师生集资立碑并被安葬在苏州灵岩山的安息公墓。2008年年4月29日是她遇难四十周年纪念 日，到江苏苏州灵严山上探访的民众越来越多，但遭到当地政府的监控。因为近年来拆迁，贫富不均，物价上涨等造成普通民众不满情绪日趋严重，很多人以探访她 的墓地表达不满，但政府最近在墓地附近大树上安装摄像机，监控扫墓人士，很多人不得不戴口罩和帽子。林昭是最早、最深刻地揭露中共及毛泽东政权极权主义本 质的人权斗士和思想先驱。林昭在得知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后，乃刺破手指，用鲜血写作《判决后的申明》：“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我 蔑视它！看着吧！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佞─ ─歹徒，恶赖，窃国盗和殃民贼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公义必胜！自由万岁！”林昭在狱中曾分别两次给当时的上海市长柯庆施、《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都没有回音。林昭在狱中拒绝违心地服从，被狱卒视为表现恶劣，遭受较严重的虐待，林昭在血书中写到：“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玩 出了不知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之上至今创痕犹在不消说了，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之中， 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情况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比如在两副镣铐中暂且除去一副”。林昭身上 所体现的道义力量和献身精神，令我们这些男士自愧弗如。男性选择杀身成仁之前，不免瞻前顾后，想想祖宗香火，父母妻小，身前身后的历史名位，权衡一下有无两全之道。但林女士全然没有这些机心！

王丹（1969年2月26日－），北京人，1987年王从北京四十一中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8年初随政治与行政管理系从国政系分出，1988年 秋转入历史系。他是高自联（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负责人。“八九民运”中期，在吾尔开希退下领导之后，由他领导学生，直至柴玲接手为止，是时任北大 学生筹委会常委、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召集人，为绝食运动发起人之一，并曾经担任“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 1989年六四事件后，王丹被政府通缉，在当局全国通缉21名学生领袖名单上名列第一，但他并没有如其他民运人士一样往外国逃亡，而是留在中国国内四处躲 藏之余，再不断宣扬民主的信息。后曾两次捕入狱。1998年流亡至美国。2008年取得哈佛大学历史及东亚语言博士学位。王丹之可贵，在于从八九民运中脱 颖而出，在于其在民运期间始终保持温和理性的头脑，在于在监牢中坚持自己的信念，更在于在被迫流亡美国之后，一边继续学业，一边积极参与民主运动。王丹曾 三次获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并获美国民主基金会人权奖，民主教育基金会“杰出民主人士”奖，万人杰新闻奖等多项奖项。虽然其流亡美国后一些所作所为为人所耻 （王丹经常在美国和台湾说，中国五年后将崩溃，或者两年后将陷于危机，然而这种情况始终没有出现。王丹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并支持陈水扁废除 《国家统一纲领》，还向台湾民进党说“中国不敢犯台”。尽管王丹一再否认接受台湾资助，但是，陈水扁在台北检察机关侦办其贪腐案件的过程中，宣称曾给过王 丹数十万美元。另据台湾《TVBS》周刊披露，王丹是男同性恋者（报道称其被美国人权组织剔除概为此因），他在美国的学历也是假的（王丹进入哈佛大学没有 经过入学考试----他连托福都考不了三百分，进美国任何一所普通大学都是不可能的。台北的“国安局”及另外一个机构替王丹向哈佛大学交付了二十多万美元 的昂贵学费，然后再由哈佛大学以奖学金的名义赠予他。）。），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无可否认，王丹是新时期北大自由民主精神的杰出体现。

这五位就是我所认为的最优秀的北大毕业生。他们是饱学的知识分子，是敢为天下先的勇士，更是为民主和自由上下求索的先行者，是二十世纪以来北大精神在各个历史阶段活生生的体现。不知许智宏校长以为然否？